朱德庸：患自閉症的他如何成為漫畫家？

小菩提

	朱德庸：患自閉症的他如何成為漫畫家？ 文/吳久久 直到過了知天命之年，這個臺灣最出名的漫畫家才終於找到自己人生謎題的答案：他患有“亞斯伯格綜合症”，一種泛自閉症障礙。畫畫成為他所有積鬱的出口，而他冷眼旁觀的結論，其實是“大家都有病”。 日本有一個傳說，如果一個人能夠喊出妖怪真正的名字，便成為妖怪的主人，不用再怕它。 在53歲的時候，朱德庸終於喊出了自己生命裏那個妖怪的名字：“亞斯伯格綜合症”。 這是一種泛自閉症障礙，會讓患者社交困難、難以理解別人的情緒、興趣狹隘、對變化感到極度不安，經常重複特定的行為。 在看到這個名字之後，朱德庸松了一口氣，覺得自己人生中的許多謎題就此解開。在他的前半生中，這種病讓他成為一個生活在玻璃球裏的人，在洶湧而過的時間和人流中默默旁觀。畫畫成為他所有積鬱的出口，不吐不快，一不小心就是整整30年。 “我終於知道，原來我不是智障啊。”他笑起來，輕鬆地靠在沙發上。 在發佈會上時刻準備逃跑 1月月初，朱德庸坐在北京建國門附近的一家餐廳裏，助手一撥接一撥地送走媒體記者。夫人馮曼倫給他端來一壺糖水，問他要不要潤一潤喉嚨。他笑著擺擺手，朱太太便起身，到樓上去安撫另一撥早就架好了攝像機和燈光的記者。 朱德庸不喜歡被圍觀，不喜歡跟陌生人說話，他會抗拒、緊張。小時候他幫同學去郵局買郵票，他捏著錢，頭腦一片空白，只想逃跑。他沉默地在郵局站了片刻，然後抓住同學，把身上所有的錢都塞到他手裏，說：“你不要叫我去問，你自己去。” 這件事他一直記憶深刻，在他成年之後，依然不斷提醒，自己有多麼懼怕外面的世界，並因此反復糾結：“想到這個事情，你心裏是很難受的，你會想到，天哪，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，你怎麼會連問都沒辦法問？” 這種從陌生人面前逃走的衝動，隨著他的成名而逐漸被勉強克制，但從未消失。他的新書《跟笨蛋一起談戀愛》年初在大陸出版，出版社邀請他來大陸做巡迴宣傳。在南京，他們請來兩個名人跟朱德庸同台座談，一個是以談論男女關係成名的孟非；另一個是張嘉佳，一位以盪氣迴腸的催淚愛情故事走紅的作家。 那一天現場氣氛不錯，笑聲不斷，可是朱德庸還是緊張得要命，手在不停地出汗，並感覺到肌肉在衣服底下發抖。 “如果不是還有一點點理智在，我可能把麥克風一丟就跑了。”他說。大陸的出版方沒敢告訴他，當天現場有上千人，不然他可能撒腿就逃。 他笑著說，這已經算好的，上次來大陸做活動他記得很清楚，是2011年6月26日臨出發前一個星期，他已經情緒沮喪到整天整夜地躺在床上，不吃不喝，“如果生命有一個鈕，一按就可以結束，我覺得我會去按的。”太太跟兒子陪著他不停說話，又讓大陸的代理打電話來勸說，才讓他能夠出門。 “為什麼其他人能那麼享受，為什麼別人喜歡在公眾場合喜歡結交很多的人，我都沒辦法？”在過去的30年裏，他經常這樣自問，“我常常覺得自己又病又笨，真是沒辦法。” 有病 採訪的間隙，他端著一杯水走到餐廳外面的玻璃穹頂下。北京的冬天長久沒有雨水，玻璃上積滿灰塵，但陽光還能透進來，於是他就像被籠罩在一團灰濛濛的霧氣裏，成了一個黑色的影子。他站在裏面出神。 多年以來，他一直沒能搞清楚自己究竟怎麼了，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。 比如他從小就不會按正確的筆劃寫字，算個位數的乘法，要從一一得一，一二得二開始默念，背完整個九九乘法表；比如他總是認錯字，看餐館的招牌，眼睛看到的是這個名字，記到腦子裏就變成了另一個。然後他興沖沖去告訴別人，哪里哪里有一家很好的餐廳，別人滿懷期待地找過去，當然，永遠也找不到。 即便後來他成為臺灣最知名的漫畫家，也從未擺脫這些煩惱和折磨，時常陷入沮喪和自我懷疑。 這些困擾他的事情，一直到他30多歲才開始有了答案。朱太太翻了很多書，告訴他這大概是自閉症，還有閱讀障礙。 去年又更明白一些。那段時間，朱德庸經常跟太太去找複健醫師，醫師給朱德庸下了結論，說他有亞斯伯格綜合症，一種跟一般自閉症不太一樣的病。 因為閱讀障礙，朱德庸對亞斯伯格綜合症的理解都是從太太那裏聽來的，有這種病的人容易情緒低落，容易發脾氣。朱德庸說，這種病有一個“好玩”的地方，就是患者只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裏面，他跟你交談，他以為他講得很清楚，但別人聽起來可能完全不知所云；別人跟他講話，他以為自己聽懂的時候，其實又多半沒有領會對方的意思。 巧的是，他的那位複健醫師也是亞斯伯格綜合症患者。朱太太陪他去做康復，聽他們兩人聊天，朱德庸說東，醫師說西，朱德庸接過話開始說南，總之完全牛頭不對馬嘴，朱太太在一邊聽得快要瘋掉，而他們兩人交談甚歡。 這種病至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辦法，但是朱德庸心裏仿佛有一塊石頭落地，知道了命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。 朱家差一點飛黃騰達，差一點 在那之後，朱德庸就想起來，為什麼小時候面對父親總是感覺疏離。 他的父親是蔣經國的學生，在大陸參加過幹部培訓學校，是班上的第一名，很得蔣經國賞識。到臺灣之後，蔣經國來找他，問：“你要做什麼，你想做什麼？” 朱德庸聽媽媽講，當時父親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蔣經國只好留下話，說：“你好好想一想，我下次再來問你。” 蔣經國來訪的事很快眾人皆知，許多人上門找父親托情，想讓他在蔣經國面前舉薦。 之後蔣經國果然又來了一次，父親依然默默搖頭，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，來人只好歎氣走掉。從那之後，朱德庸的父親就一直做著普通公務員，臺灣數十年間風潮迭起，而朱家從無大風大浪。 朱德庸的媽媽說起這些事，難免哀歎人生錯失良機，朱德庸也曾不平，為什麼父親那麼沒有能力，為什麼滿足於做一個小小的公務員。他甚至也太能明白，為什麼小時候父親也並不像別人家的家長那樣，會跟他 談很多人生道理，也很少有鼓勵或者斥責。 一直到後來，朱德庸成家立業，有一次回家陪老父親，兩個人隔著一張圓桌子對坐，寒暄之後都無話可說。 “我們兩人就一直這樣看著。他坐著的時候一直是笑著的，不說話；我也一直看著他，我也沒講話，就這樣坐了兩個小時吧。”朱德庸後來回憶說，“所以，我以前就說我跟我爸爸感覺很親近，但又那麼疏離。後來等我爸爸過世之後，我感覺我跟我爸爸在一起的那些歲月裏面，他沒有教導我任何事情，卻能一直傳達愛給我。我就是能感受到他傳達給我的愛，用最簡單的方式。” 朱德庸的父親活到了94歲，一生平安，朱德庸想，很難說父親年輕時與飛黃騰達擦肩而過是不幸還是幸運，如果受到提拔，可能父親早就活活累死。這也算是因禍得福，或者說，命運對疾病的補償。 “人生真是很奇怪的事情。”他想了想說。 在玻璃球裏旁觀世界 對朱德庸來說，命運的補償發生在別的地方。疾病將他封閉在自己的世界裏，也讓他得以抽身而出，成為世界的旁觀者。 他成名時26歲，臺灣的劇變剛剛拉開帷幕，經濟熱潮已經不可遏制。那時候他畫《雙響炮》，講中國人糾結的婚姻觀。有一天去買豆漿油條，看到一個街頭的年輕人的打扮非常詭異，覺得臺灣迥異于傳統的新一 代已經出現了，於是畫了《醋溜族》，講的是臺灣的新新人類。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，朱德庸開始畫《澀女郎》，反映的是臺灣新時代的女性，一個要愛情不要婚姻的“萬人迷”，一個要工作不要愛情的“女強人”，一個是什麼男人都想嫁的“結婚狂”，一個什麼是男人都想不通的“天真妹”，各自代表了都會女子截然不同的愛情觀與人生觀。 到20世紀末尾，臺灣經濟陷入停滯，喧囂、混亂但充滿希望的時代過去了，城市人陷入瑣碎逼仄的工作，難以自拔。朱德庸就畫了《關於上班這件事》，質疑商業社會的生活方式。接下來是《絕對小孩》，畫小孩的世界，抵擋成人世界的價值觀。 他有天生的對商業時代的抗拒，儘管他在這個時代大獲成功，並且用的是不斷給這個時代的人潑冷水的方式。 這些林林總總的觀察和諷刺，後來登峰造極，就是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在裏面極盡所能描畫消費社會中人的病態。他畫一個女人向男人炫耀自己渾身上下的衣裝值多少錢，而男人則迅速掏出計算器，用女人渾身裝飾的價格除以她的年齡，得出這身裝扮的效果只有3200元。 再後來，他畫《和笨蛋一起談戀愛》，作為《大家都有病》的第二部。很多人把它當做一本談論戀愛的漫畫，但朱德庸搖頭：“我只是把愛情當做一個影子。我真正想要畫的是，這一群瘋狂世界裏的瘋狂的人，在愛情之下全部暴露愛情只是一個窺視的點。” 他有理由這樣冷峻旁觀。他和太太是同一類人，不太懂怎麼掙錢，也不會為此孜孜以求。有人介紹他們去買高爾夫球證，可以升值，他們倆一起忘掉，直到對方趕來告訴他們球證價格已經漲到130萬，他們只好彼此攤一攤手。 而在朱德庸最努力工作賺錢的時候，朱太太還以離婚相威脅，警告他不要變成“印鈔機”。 朱德庸跟朱太太說：“我年輕時候的夢想就是發財了之後買一個島，我在上面做國王，培育我的禁衛軍。然後那個夢就開始慢慢縮小，縮小到以後有錢了就要買一架飛機，我可以自己飛。然後那個夢又慢慢慢慢縮小到要買一艘船，坐在船上出海釣魚喝香檳……最後就縮小到很平淡，待在家裏，就很舒服了。” 被時代拋棄，也不過如此 旁觀者難免被急速的世界不斷拋在後面。朱德庸在玻璃球裏，時常感到世界在向荒謬狂奔，因此憤怒難平。 1999年，他第一次來北京，在南鑼鼓巷的胡同裏閒逛，看到賣包子的店鋪裏揭開蒸籠，冒出滾滾的水汽，看到居民從家裏拎出一塊砧板，在門口蹲著剁肉。 “你也許說他們粗糙，但對我來說，那就是一種生活，活生生的生活。” 十多年後，他又到那條胡同，發現已經完全變了。到處是咖啡店、茶館、服裝店，而空氣中則充滿了霧霾。 “我幾乎每一次離開都抱著憤怒的心情。為什麼會搞成這個樣子？我並不是說不要進步，但是能不能不用這種方式？”他問。 臺北也一樣，在他看來，亞洲所有地方都讓他產生共同的一種憤怒：就是拆掉一切去換取財富，腦袋裏面只有錢。 “沒有辦法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”他念叨著。他想起自己小時候在臺北住的日式房子，七年前所有居民被迫遷出，然後房屋賣給開發公司，之後一直廢棄。 每隔一陣子，他都想辦法去那裏看自己家的舊房子。整個街區被鐵皮封起來，禁止入內。他在外面看著，覺得樹長得更茂密，而屋頂一塊塊垮掉，眼看著它日漸荒蕪坍塌。 他也會陪太太去看她在高雄的老家。那是一片眷村，太太帶著他走到已經破爛的舊屋，跟他講，小時候這邊放床，那邊放桌子…… 朱德庸說：“那種感覺就是，雖然我太太的童年我沒有經歷過，但是我跟著她去看，就等於陪著她又經歷了一次。” 他為自己這種眷戀打了一個比方：“我有一把椅子，我可以跟我的孫子說，你的爺爺常坐這裏，你看把手的漆都磨掉了。當你的孫子摸到那把椅子時，他就跟爺爺的前半生聯繫起來了。記憶應該是這個樣子的。一個城市如果沒有記憶，這個城市就沒有生命。如果這個城市沒有生命，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就勢必會生病。因為他無所寄託。” 所以，他從來不擔心自己被時代拋棄。時至今日，他還要凡事親力親為，堅持一張一張地畫四格漫畫。 為了出版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他畫了1900多張畫稿，最終選出來的只有300張。“如果要騙錢，我可以連著出六到七本。”他算了算，然後講了一個朋友家小孩的笑話：小孩子想跟他學畫畫，被媽媽阻止了，因為媽媽說：“那很窮哦”。 朱德庸以前看的一部電影裏面有句話讓他很受感動。片子裏的人說，當他碰到人生岔路的時候，他永遠都知道該選哪一條，但他永遠都選了另外一條，因為他知道正確的那條路對他來說太痛苦了。 “這句話很鼓舞我，很符合我的心境。”朱德庸說，“一生就是這麼一回事。” 訪談問答： 壹讀：新作是《大家都有病》系列的第二本，為什麼選擇愛情這個角度？ 朱德庸：我覺得人的瘋狂最容易表現在兩個事情上：愛情和金錢。為什麼會瘋？因為所有人都被這個時代誤導了。這是一個一切都是精算的時代，連愛情都被精算了。所以大家碰不到愛情。 壹讀：所以現在很多情感專家特別火，比如張嘉佳、孟非…… 朱德庸：我覺得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情。愛情是人性裏面最純淨的一件事情,看對眼可以什麼都不要。你跟一個人談戀愛，在你碰到他之前，你們之前十幾年的生活歲月是完全不相干的，就像分別生活在宇宙中的外星人一樣。但就在那一刻你們竟然就相遇，以後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喜怒哀樂生死全部在一起。但為什麼要搞成現在這個樣子—我來算算你有多少錢，有沒有房和車？ 壹讀：《跟笨蛋一起談戀愛》裏面，其實也有你和你太太？ 朱德庸：對的，因為我有些事情上跟別人反應是一樣的。 壹讀：能舉個例子麼？ 朱德庸：（笑）：這個是我的特權，不告訴你。我自己很開心的一點是，我私下常常稱自己為“在漫畫裏面埋地雷的人”，因為我會在我的漫畫裏反映很多這個時代的人，所以每個人看我的漫畫的時候，看到某一個，他會驚一下，“這是在講我嗎？”那就是踩到地雷了。 “被時代淘汰”是個陰謀 壹讀：你畫四格漫畫已經30年了，不擔心自己被淘汰嗎？ 朱德庸：我覺得那個都是一種講難聽一點都是一種陰謀。就是要讓人被逼得一直鞭策自己，免得被時代淘汰。但為什麼大家不能停下來？那是一種集體的恐嚇，沒有人敢停下來。 壹讀：害怕跟別人不一樣。 朱德庸：對。世界上沒有一直往前走的事情，遲早要停下來，但當我們停下來的時候，我們剩下的是什麼？我畫《大家都有病》，人家問我是什麼病，我說臺灣和大陸得的都是“貪病”，但是臺灣和大陸的不一樣。 臺灣的“貪病”是得到後再度失去，他們沒有因為失去而虔誠下來，反而還留戀當時的（所有），繼續貪婪下去。一些企業家做假油、投資者炒房產……大陸是得到之後的“貪病”，雖然得到，還要更多。但是我認為會停止的，經濟都會轉移，沒有一個地方的壞超過50年，也沒有一個地方的好超過50年。 壹讀：你這樣畫畫的方式比較笨。 朱德庸：其實只要我開始請團隊、做流水線、授權，我很快就可以…… 壹讀：但是代價就是放棄這種生活。 朱德庸：對啊，但是我們不是那種人，甚至想變成那種人也沒辦法。 非要讓我給個辦法，我只能說變單純 壹讀：你會在漫畫裏描繪誇張病態的現實，但是似乎很少找原因。 朱德庸：原因非常多。華人的教育永遠不教我們生活才是最重要的，反而教我們成功和財富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每一個小孩都在拼命念書，考一個好的學校，找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後賺很多的錢。我們的教育沒有教我們任何生活美學，沒有精神生活，就只能用物質去取代。 壹讀：但你也很少談該怎麼辦。 朱德庸：其實我只是提問題的人，因為答案我沒有能力給。非要給，只能從源頭解決，就是你要變單純，第一點是慢下來；第二點，你讓你自己做一個簡單的人。 舉一個我自己的例子好了。在我那個年代，沒有人鼓勵你畫漫畫，如果你畫漫畫，你就死定了（笑）。他們會說，你畫漫畫，你以後怎麼活呀？賺不到錢，也沒有人要嫁給你。但是我就一直保持一個很單純的心態。可能是，我，亞斯伯格患者，我就是喜歡畫畫，為什麼不能做自己喜歡的事？因為我有識字障礙，我也沒有辦法做一個好學生，我沒有另外一條路可走，只能繼續畫。我的路就是這樣一點一點慢慢走過來的。 http://site.douban.com/107925/wi ... 48914/?start=0#las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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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monitor     讀者欣賞 朱德庸：我們生活在一個故意被弄複雜的世界 2013年08期作者◎莊清湄 世界上80%的人是沒事幹的，所以他們把事情複雜化，我們只能自己簡化。 　 永遠學不會與人相處 26歲在台灣出名，朱德庸從不參加各種公眾活動，因為他天生就對處於人群中感到恐懼。 “老實説，可能只有和我太太在一起的時候才最安全最自在，我其實跟老朋友剛碰面的時候都會不自在。”這兩個人，無論到哪，都黏在一起。朱德庸説馮曼倫是他的玩具，馮曼倫説朱德庸是她的玩伴。有些時候，馮曼倫像照顧孩子一樣照顧自己的先生。 與人相處的障礙可以追溯到朱德庸患有自閉症的童年。他説：“我小時候就是一個缺點的組合體，不善於和別人往來，別人也不願意和我交往，很多時候都受到排擠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兒子還會對我説：‘老爸，你有話要説出來。’” 恰恰是因為從小自己跟自己玩，朱德庸的童年與眾不同。他説：“一個人從旁邊走過去，我就想像會發生什麼事情。我會想像一個穿著高跟鞋的漂亮阿姨不小心摔了一跤。光是想到這樣的場景就讓我笑得不行。”他還經常大著膽子去按別人家的門鈴，然後躲起來看著，等主人進去了再去按，看開門的人每一次表情不一樣就覺得很好笑。因為手腳很快，他從來沒有被人抓到。他説：“我注意到，通常到了第三次，主人關門之後大概過個幾十秒，又會突然把門打開。” 很多搞藝術的人都喜歡搞搞收藏，可朱德庸對藝術品、紅酒一點興趣也沒有，倒是喜歡收藏一些稀奇古怪的堅果。不管到美國還是日本，他都會留意地上或者樹上有什麼堅果，如果堅果的形狀是沒見過或者台灣沒有的，就會帶回來。那些不用花錢的收藏，還包括從海邊撿來的圓圓的石頭和形狀好看的樹枝。 最近，朱德庸發現，一種名叫“亞斯伯格症”的病跟他的問題很像。這是一種廣義的自閉症，其重要特徵是社交困難，但相較于其他自閉症障礙，仍保有語言及認知能力。可能是因為亞斯伯格症，可能是因為小時候常被孤立，讓朱德庸與人相處時總有一層膜隔著。更讓他驚訝的是，亞斯伯格症是會遺傳的。朱德庸想起自己的父親，不上班的時候就喜歡悶在家裏，東敲敲西敲敲，修鞋糊墻；還有自己的兒子，上學時受到過同學的排擠，雖然長大以後看起來與人交往沒什麼問題，但仍像是一個活在自己世界裏的人。朱德庸的兒子現在在臺大，高中上的也是台灣最好的學校。 據説他們的兒子來到人世後的幾個月裏，朱德庸都沒有抱過他，而是蹲在墻角裏，和兒子保持距離。兒子兩歲時，馮曼倫流露出想再要一個孩子的想法，朱德庸的回答卻是：“再生一個孩子，我們還怎麼出去玩啊？” 漫畫藝術化 2011年，《大家都有病》出版以後，朱德庸覺得還有很多話沒有講完。“大家真的都有病，而且還會一直不停地病，所以我根本説不完。”他覺得在第一本中只是先説了一個大概—這個時代裏，人們常見的心理病。第二本中，他想集中探討某些病。他説：“比如説因愛而生的病。愛情並不局限于男人和女人，其實人是可以跟很多東西産生愛情的，比如説有人很愛錢，已經愛到勝過自己的太太，勝過自己的生命。有的人對寵物的愛超越一切。那你説這種人是不是有病？當然是有病的。你為什麼愛動物而不愛人？所以在第二部裏，我會更精準地去看人，分析不同的病。” 在朱德庸心裏，一直都有提高漫畫地位的使命感，他用了20多年，覺得自己已經初步達到了這個目標。《醋溜族》《雙響炮》《澀女郎》《關於上班這點事》《大家都有病》《絕對小孩》……幾乎每一部銷量都在百萬冊以上。許多年齡比較大、從來不看漫畫的人也開始看他的漫畫。這幾年，他慢慢有了一個新想法，就是把漫畫藝術化。 “我常常説，和那些只供少數人把玩的藝術不同，每個人站在漫畫面前，即使沒有所謂的行家去指點，都可以做漫畫藝術的評論者。”朱德庸所謂的漫畫藝術化，和奈良美智、村上隆的不一樣，在後者的作品中，漫畫只是一個軀殼。“漫畫的含義就是幽默、批判，我覺得他們沒有。我要做的是把漫畫藝術化，所以是不一樣的。” 前年的杭州動漫節，朱德庸的3幅作品共拍出了200萬元的高價。他自己都很驚訝，沒想到居然會有人願意競拍、收藏他的畫。今年，他還將參加“九城聯展”，讓更多新手收藏家看到他放大了的漫畫。 在朱德庸台北和杭州的工作室裏，堆著很多他創作的藝術化漫畫，但他不願意拿出來賣。他説：“我畫好一般不會再畫第二遍，因為再畫一遍，所有的好奇樂趣都沒有了，開心的過程也無法複製。” 朱德庸畫畫，從來都只是為自己而畫，他説：“讀者在哪，你根本不知道。你走在馬路上，可能真正的讀者是旁邊蹲在地上吃麵的那個人，他不正眼看你，卻有你的書。”他只負責把觸動他的東西畫出來，至於他畫出來以後能不能觸動別人，他管不到，也不想管。他説：“對我來説，從事創作的人，尤其是畫畫的，能夠衣食無憂，已經是最大的福祉了。” 幸福的生活是做減法 朱德庸對別人説：“我只有空余時間在畫畫，大多數時間都在生活。”家裏只有一個鐘點工，一週來兩次。每天散步、觀察路人、整理手稿、做飯、交水電費、交罰單……就佔去了他的大部分時間。因為對台灣初級教育的不信任，朱德庸夫婦在兒子小時候，無論走到哪兒都把兒子帶在身邊，自己教育。 從開始畫畫到現在，朱德庸的工作室只有他和太太兩個人，沒有助理，所有在台灣的事務都由他們自己操持，在中國內地有一個經紀人，幫他處理內地的事情。 畫畫也是如此。很多漫畫家有了聲望以後，根本就不用再畫了，只要把所有的人物形象輸入電腦，把劇情想好，把漫畫人物形象拿出來放上去。“但是我覺得完全沒意思，那根本不是在畫畫，而是在玩拼圖。”朱德庸説。 朱德庸的每一幅畫都是他自己打草稿、打底、上色，從不假人手。偶爾，書裏的漫畫因為情節需要會出現一些相同的畫面，他也是一筆一筆耐心地畫。很多人笑他笨：“你為什麼不去組個團隊？你只要想點子，下面有畫手幫你畫，你可能一個月就出一本，能賺很多錢。你的書裏為什麼有那麼多邊欄？你那些邊欄每一個都可以改成四格，那你的書産量就會多一倍。” 事實是，朱德庸的每一本書，出版週期都拉得很長。《絕對小孩》從構思到最終出版，用了差不多10年。除了每一幅畫都細心地慢慢畫，連後期的出版，朱德庸和太太都一手包辦。他們自己在台灣找美術設計，自己決定開本、章節、字體、版式。排版出來以後，他們會一遍遍修改到自己滿意才交給出版社。在印刷的時候，他們還會自己選擇紙張、對比色譜，務必達到最理想的狀態。所以朱德庸的經紀人説：“如果不認同他們的理念，跟他們合作的人會瘋的。” 但他們的較真也就僅限於此了。朱德庸常説，幸福的生活，不是做加法，而是做減法。他甚至對他的經紀人説：“事情是越做越多的，所以接的工作越少越好。”這麼多年來，朱德庸幾乎沒有開過講座，沒有辦過展覽，也不參加商業活動，甚至都很少來內地，一年只來一次，而且最多待一個月。 他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是一個故意被弄複雜的世界：“因為這個世界上80%的人是沒事幹的，所以他們就把事情複雜化，然後每個環節都能拿到利益。既然所有的事情都被複雜化，我們只能自己簡化。” 他發明瞭一個“百貨公司理論”：“從百貨公司的這個門進來，從那個門出去，按理説直接走出去就好了。但事實是，進門之後你就被迫開始繞道，不得不經過所有的店，可能經過某個店時你就被吸引了，你本來想買一串香蕉，結果卻買了一把蔥。” 正因為如此，朱德庸是個堅定的“反時尚主義者”，他穿的褲子是10年前買的。他説：“現在的很多時尚設計師都沒有資格成為設計師，都是在抄襲以前的人。現在的人就是挖死人骨頭，把以前的東西改改再拿出來，目的就是推出新的産品讓你不停地去買，並且用各種行銷手段告訴你，你這一季不這樣穿就是野人。” 憤怒的力量 在台灣的時候，朱德庸每天除了畫畫，就是和太太散步。路上經過咖啡店，坐下來喝杯咖啡，然後繼續走。夫婦倆前段時間來到北京，長安街上的哪家咖啡館還在，哪家麵包房變成了銀行，雖然是很多年前走過的地方，他們依然有印象。 “人本來就應該在地上走，任何交通工具都會阻隔我與城市的接觸。在所有的交通工具裏，我唯一能接受的就是自行車。越慢的工具與人性越接近，步行的速度才符合人性。雙腳是我行走的工具，也是我汲取養分的方式。從擦肩而過的人身上感受到氣息和訊號，能幫助我了解這個城市。”這就是他為什麼喜歡到處走的原因。 然而，行走中，朱德庸不得不接受一個現實，這個世界正變得越來越陌生。現在的北京，不再是2000年冬天他們一家三口在一個叫侶松園的四合院裏看雪景的北京；現在的北京，遍地充斥著像銀河soho那樣“大而無當”的建築。 “我對銀河soho的印象非常惡劣，從裏面能感受到強烈的悲哀。我才不在乎它的設計者是不是有名。它看起來是追求一個很進步的減法的，但是那個地方會讓我窒息，那裏沒有生命。它不應該存在於世界任何角落，它是真醜。” 也許畫畫的人都跟他有同樣的感受，一個圓的形體做成建築，跟人是違背的。他説：“人應該有棱有角，現代人應該住在一個有角落的房子裏，受傷的時候躲在裏面。” 在朱德庸説“真醜”這兩個字時，你真的能感覺到他的憤怒。憤怒于朱德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也是他支撐下去的動力。當他有了憤怒的情緒，就會畫在畫裏，看的人輕鬆地一笑而過，而于他，卻是經過了一段憤怒、解剖、看透的歷程。 他也不否認，也許有一天，他就會在自己的漫畫裏表現一下當代建築的荒謬，就像他在《大家都有病》裏，用四格漫畫去表現時尚的荒謬。 你很難想像，一個看起來永遠不會被激怒的人，其實心裏隱藏著許多憤怒。聊到商人的時候，朱德庸很“憤怒”：“其實我是很瞧不起商人的，因為商人不是靠自己的勞力賺錢，而是靠轉手去賺差價，所以商人是最不應該被尊重的。可是現在的時代竟然把商人的地位提得那麼高。”説到美食家，他也忍不住評論幾句：“美食家是最扯淡的，味覺是多麼個人的事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來和我説。我們小時候，家家戶戶的媽媽都是美食家，個個做得一手好菜。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自稱美食家，但其實他們什麼都不會做。” http://big5.qikan.com/gate/big5/ ... p;categorycode=001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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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朱德庸： 華人的教育永遠不教我們生活才是最重要的，反而教我們成功和財富才是最重要的。 所以每一個小孩都在拼命念書，考一個好的學校，找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後賺很多的錢。 我們的教育沒有教我們任何生活美學，沒有精神生活，就只能用物質去取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