這些年，英語學習上我們走過的彎路

小菩提

	這些年，英語學習上我們走過的彎路 南橋 過去，我們常聽人說歐洲人英語厲害，美國人固步自封，語言能力低下。我想一個原因，是因為美國人所用的英語，基本上是一門世界語，全世界通用，所以學習另外一門語言的需求不那麼迫切，人們沒有必要苦學外語。學習語言需求明顯的美國人當中，有的人學習外語能力超強。這種例子在我身邊就數不勝數。我們學校的明迪•湯普森(Melinda Thompson)教授，通曉七門語言。過去在奧克拉荷馬的學校一個教授格蘭•特斯條德（Grant Testut)，據說會25門語言，包括不少古代語言。我過去的一位教授芭芭拉•佩尼（Barbara Penney)，也至少會五門語言。而在多語種的歐洲，這種情況更是司空見慣。這些人要是在中國，早就被封為大師了。通常被人視作畏途的中文，我在田納西的朋友謝德華（Edward Short)，普通話說得比我還好，還能用中文寫作，播音。即便在偏僻的奧克拉荷馬郊外，我有時候都遇到來上門傳教的耶和華見證人傳道士，他們也能說流利的中文。 很少有多少國家像我們這樣，對外語學習如此焦慮。在這個問題上的持續糾結，乃因在這個全球化時代，老百姓認可外語的重要性，但在方法上持續低效。支持英語退出高考的一個很大原因，是英語學習佔用時間太多，而效果、效率低下，學了等於白學。假如這門語言學習的成效提高，降低英語比重的呼聲也不會這麼高。從這個角度來說，在學習策略上，我們應該反思，並採用被實證研究驗證為有效的方法去組織教學。而過去三十年來，在學習策略上，中國英語學習走了很多彎路。英語學習迄今為止，一些以訛傳訛的誤區還存在。在我看來，至少如下一些方面需要反思： 語言是不是工具？說語言是工具，也對也不對。語言確實是交流不可缺少的手段，是一種工具。但是不要忘了，語言和思維之間，不單純是內容與載體這麼簡單。文化語言也同樣能訓練思維。語言能提高思維的靈活性。我甚至看到一種說法，稱接受早期教育，且早教機構設置專門語言教育，兒童智商可提高高達7個百分點（Protzko，Aronson&Blair，2013）。麥克盧漢甚至認為，“媒介即內容”(McLuhan，1964)。語言不是思維的外殼，二者是一種共生關係。你說你多有思想，卻無法用語言表達出來，那這樣的思想是無法驗證的。同樣，如果一個人能出色地使用一門語言，我們倒有理由相信這人思維發達。 將語言硬性和它所“依附”的思想割裂，純粹當成工具來學是要不得的。為了凸顯語言的“工具性”，很多教育者和學習者都將語言和文化（比如英語世界的文學）切割開，甚至索性認為文學性語言“沒用”。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。學習者日後非得使用“文皺皺”的文學語言，但是學習時，文學性語言，往往最能體現語言的張力。 在八十年代末，很多大學的英語系，還是按照“語言文學系”的格局建設。但是不久，我們發現，有不少人在抱怨以後又不從事文學事業，為什麼要學這些文學性強的教材？這種教材和學習方法，被視作一種浪費。急功近利的教育者開始剝離這種文學性的內容，更多把語言純粹當成工具。語言文化是難以切割的，就好比我們無法想像學習語文之去學如何看病、等車、購物的“日常用語”，而不去學習古代詩詞歌賦和現當代文學作品一樣。再者，小說、戲劇等文學作品，提煉了無數實際生活場景中的語言。這樣的學習，貌似路途遙遠，實為捷徑，也最安全，就如同從美國飛往上海的飛機往往“繞道”北極上空那樣。日後學習者會發現，任何一個行業內（包括政治、會計、商學），內部的“行話”（jargon)和敍述方式都有限，只要基本功扎實也不難掌握，反倒是文學性語言，能體現一門語言最豐富多彩的一面，也更難掌握。能使用功能英語是語言文化功底扎實之後的一種結果，而不是一種學習的過程。學生需要閱讀大量材料，增加接觸，才能學好英語。 三十年的改革中，去文學化也讓學生變成了沒有文化的學習者。從交流角度看，使用母語的人不會有興趣和一個無法深入交流思想的人，對其文化毫無所知的人長期交流。即便一個人口語流利，但是翻來覆去就那麼幾句話，無法深入探討一個話題，或是探討起來語言無趣，這人在職業上也很難走遠。 聽說真有那麼重要嗎？那種能讀寫不會聽說的“啞巴英語”造成了一種恐慌，使得讀寫遭到輕視，聽說佔據上風。社會培訓機構，尤其是延依法師（俗名李陽）創辦的“瘋狂英語”，對這個傾向推波助瀾。年輕學子把說一口“流利”的英式英語或者美式英語當成英語學習的一大目標。為了強調聽說，一些教育或培訓機構注重視聽，抨擊語法、讀寫教學。這樣的做法剝奪了學習者通過大量讀寫、增加接觸、積累語言素材的機會，使其成為只能流利說幾句話，超過了就卡殼了，這事實上這是一種新型的啞巴英語。 從翻譯－語法學習法，轉向聽說學習法(Audiolinguistic method)，在美國是戰爭期間的一種訓練的必需。因為軍人進入他國，能一些簡單的口語交流有時候事關生死存亡。外語教學者，包括扶忠漢、俞敏洪都舉過例子，稱戰爭期間軍人被迫在短期內學習外語，比如用槍指著腦袋，或是進入敵佔區，不會外語不行，則短期內學習效果都很好。問題是短期記憶和長期記憶非常不同，短期內長期聽說，和長期使用外語進行日常工作，其技能要求非常不同，後者更要求長期記憶，長期記憶需要深入理解，這種深入理解離不開大量文字接觸，而口語交流中，人們使用的辭彙總是有限的，句式結構的複雜性也是有限的。強化聽說教學法強調機械、熟練，要求學習者通過大量替換練習和口頭訓練，熟練掌握一些基本口語交流。這種學習方法基於行為主義學說，亦即通過刺激－反應來實現學習。自從1960年代之後，該方法在美國深受質疑（Yu，2012)。而認知科學和建構主義的學習和教育方法，漸漸取而代之。 聽說當然也重要，但過度強調“流利”、“標準”，可能耗費過多時間在求全責備的聽說上，而不能把寶貴的時間放在語言學習的其他方面。從我自己在美國多年的工作經驗看來，讀寫的重要性甚至遠遠比聽說重要。一個外國人說話帶點口音，只要不影響理解，通常大家都能接受，但是論文和工作中的報告、郵件等書面材料寫得差，則直接影響到職業發展，甚至根本就找不到求職機會，因為找工作的時候第一關往往不是面對面交流，而是書面的求職信。這時候，讀寫才是敲門磚。 這事要糾正過來，必須恢復到“原生態的學習”，亦即回歸到正常語言使用的狀況，即包括讀聽說寫。我甚至覺得沒有必要去先強調聽說。我們常拿兒童學習語言為例，兒童是在沒有學會讀寫之前就學會聽說的。但是我們忘了，兒童學母語，存在大量浸泡（immersion)，是借助歸納法學習的。而作為非母語的學習，浸泡時間不足，必須借助演繹法，一邊總結一邊大量接觸範例，接觸範例之後再去總結，如此遞進，才能不斷矯正我們對於一些用法的瞭解，並彌補接觸不足的缺陷。在這一過程中，不能回避語法。語法不是教條，而是學習者需要領悟的語言使用規則。你見過不懂規則就上場打比賽的球員沒有？ 該怎樣有效練習？我們一個常見的說法，是“書讀百遍，其義自現”。這個說法自然有它合理的一面，但是其效果則忽高忽低。有的人能借助不斷的閱讀，形成良好語感，但是這種人通常也在閱讀過程中在大腦中不知不覺在歸納總結，形成可推廣的模式。機械重複，未必都能形成很強烈的語感。有的學習者頭腦中不能構建思維框架結構，讓接觸到的內容歸巢就範，成為新的資源，就好比買了一大堆衣服，卻隨便堆在一起，而沒有衣櫥櫃子、衣架來分門別類整理一樣。 過去十年間，來自認知科學的很多發現，有助於我們對於學習策略的認識。比如我們通常說“熟能生巧”（Practice makes perfect.)一些學生再三閱讀同樣的內容和材料，希望通過熟悉而掌握。但練習因為方法上的細微差別，會造成效果上的極大差異。根據2013年發佈的一份研究報告，學生最為常用的一些策略，比如重複閱讀和劃線，效果非常低下。即便同樣的練習，比如都是一個小時，效果是分成兩個三十分鐘，中間間隔一段時間，效果好過完整一小時的練習。這種做法，學名叫“分散式練習”（distributed practice).同樣，很多教育者用“過關”的思維，讓學生一個技能一個技能地過，一個方面不掌握（比如過去完成時的學習），就絕對不往下面再繼續練。很多練習，是將同類練習集中一起練（massed practice)，這非但使得學習過程枯燥，而且效果也不好。真正有效的練習，應該是插花練習（interweaved practice)，亦即增加練習過程中的題目的變化。類似於這樣的研究，近些年的心理學研究不少。這種研究成功，也在美國的教學中日漸應用，我也希望國內的教學和學習者多些瞭解。 該怎樣對待測試？現在“考試”是英語學習中的一個敏感詞。四級六級考試和高考，因為對個人前途影響太大，一向飽受詬病。這些考試屬於“終結性評估”（summative assessment)，計算分數。理想狀況下，測試應該能夠幫助學習的過程，而不只是作為學習效果的檢驗。作為回饋、矯正作用的測試，屬“形成性測試（formative assessment)。如果從高考、四級、六級這種”大考“，轉變到無數小測驗，則能把測試從”尾巴搖狗“恢復到”狗搖尾巴“的常態，讓測驗為學習服務。這種測驗必須非常頻繁，給學生提供回饋，（Dempster，1997；Roediger and Karpicke，2006)，甚至可以不用記分。學習者也可以自己設計測試題，比如利用Quizlet和Brainscape等程式記憶單詞，就是借助測試的”測試效應“（testing effect)，提高學習績效的好辦法。這種自己生產測驗的方法，也能產生”生成效果“（generation effect)，把學習者從消費者轉化為生產者，這樣更有利於內容的深入吸收。 在教育測試的設計當中，我也希望設計者關注教育的目標和測試效度。換言之，測評的內容，是否和教育要達成的目標吻合？比如僅僅要測試記憶力，可以增加拼寫、辭彙認知的比重。如果想測試辨析能力和表達能力呢？測試還要有效地、穩定地測出你要考的內容，而不是在出現差異的時候，僅僅歸咎為學生發揮不正常。 翻譯學習方法是否可取？過去三十年丟棄的另外一個重要的學習方法是翻譯。90年代筆者學英語的時候，曾和一個北大英語系的高中同學交流各自的學習方法。當時北大的基本功訓練中，包括翻譯和”回譯“這種做法。和語法、讀寫等方法一樣，通過翻譯來學習的做法，受到了聽說方法的強烈衝擊。如今已經二十多年過去，我也做了十多年翻譯，僅文學翻譯就做了250萬字之多。我深切體會到，我的外語水準是在翻譯中提高的。一些文學翻譯大家，比如翻譯家李文俊先生，本來是復旦新聞系畢業的，並非外語科班出身。可是經過福克納、門羅、凱魯亞克等人作品的磨練，他成了當之無愧的語言大師，為什麼會這樣？因為翻譯給人真實的原汁原味的材料，而不是教材編寫者咀嚼出來的人工材料。這種真實材料和翻譯的真實任務，讓人接觸到不同類型的辭彙和句型，和它們在真實環境下的應用。翻譯者一個字一句話都無法繞過，在轉化為流暢的中文之前，必須翻來覆去揣摩這樣的用法的意義甚至它的妙處，這給學習者無形當中增添了千變萬化不同語境下的學習機會。 而對照譯本來學習，也是一條好的路子。豐子愷先生學俄語，就是找俄文原著，對照著中譯本讀。學俄文9個月就開始閱讀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《戰爭與和平》。開始學習俄語後不到兩年時間，開始翻譯屠格涅夫的《獵人筆記》。楊絳翻譯《唐吉柯德》，是發現從英文法文轉譯不妥，開始學西班牙文，譯中學，學中譯。 總而言之，我們上面所說到的各種問題，實際上是把語言從學習者，從自然的語言上引開，帶向了人工的、機械的、低效的學習道路上。從哪里跌倒，從哪里爬起。新一代的教育者和學習者一方面要”撥亂反正”，回到正路上。另外一方面，也要使用新興的研究發現和工具，提高學習的效率。如能這樣，就是英語考試完全退出高考，也無法阻擋學習者進步的步伐。 參考資料： 李景端，《楊絳與《堂吉訶德》翻譯》 Dempster，F.N.(1997).Distributing and managing the conditions of encoding and practice.In E.L.Bjork&R.A.Bjork(Eds).Human Memory(pp.197-236).San Diego，CA：Academic Press. McLuhan，M.，&Gordon，W.T.(2003).Understanding media：The extensions of man：Critical edition.Berkeley：Gingko. Protzko，J.，Aronson，J.，&Blair，C.(2013).How to Make a Young Child Smarter Evidence From the Database of Raising Intelligence.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，8(1)，25-40. Roediger，H.L.III.，&Karpicke，J.D.(2006).The power of testing memory：Basic research and implications for educational practice.Psychological Science，1，181-210. Yu，X.(2012).Text Memoris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.Bern：Peter Lang. 南橋的博客